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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军发展

美军联合作战环境情报准备研究

  • 连涛 1, 2 ,
  • 冯赞军 2 ,
  • 刘立章 1, 2
展开
  • 1.陆军步兵学院石家庄校区, 河北 石家庄 050083
  • 2.国防大学联合作战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84

连 涛(1979—),男,山东威海人,博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为作战指挥、战术学。

冯赞军(1971—),女,博士,教授。

Copy editor: 许韦韦

收稿日期: 2021-03-21

  修回日期: 2021-04-06

  网络出版日期: 2022-05-16

A Study of Intelligence Preparation of US Joint Operations Environment

  • LIAN Tao 1, 2 ,
  • FENG Zan-jun 2 ,
  • LIU Li-zhang 1, 2
Expand
  • 1. Army Infantry College, Shijiazhuang 050083, China
  • 2.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Joint Operation College, Shijiazhuang 050084, China

Received date: 2021-03-21

  Revised date: 2021-04-06

  Online published: 2022-05-16

摘要

美军十分重视联合作战环境情报准备,其概念和特点极具研究参考价值。首先,介绍了作战环境概念的演变发展;随后,梳理总结了美军联合作战环境情报准备的主要特点:面向指挥决策、纳入情报循环、注重重心选择、采用图表矩阵、加强计算推演等;而后,针对以上特点,从提高认识、完善制度、数据服务、保障标准、智能技术等方面进行了有关思考,为我军的战场环境保障建设提供了启示和借鉴。

本文引用格式

连涛 , 冯赞军 , 刘立章 . 美军联合作战环境情报准备研究[J]. 指挥控制与仿真, 2021 , 43(5) : 134 -140 . DOI: 10.3969/j.issn.1673-3819.2021.05.025

Abstract

The US Armed Forces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intelligence preparation of joint operations environment. The concep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subject are of significant values of study. This thesis first reveals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 of operational environment, and then summarizes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intelligence preparation of the US joint operations environment: oriented to command and decision making, included in the intelligence cycle, emphasizing the selection of center of gravity, adopting graphs and matrixes, and strengthening computation and gaming. Based on the above-mentioned points, it then provides some considerations in the aspects of heightening awareness, perfecting constitutions, data services, support standards, and smart technologies with the purpose of inspiring and advancing the battlefield environment building of the PLA.

美军认为,作战环境由条件、环境和影响力等要素综合构成,作战中会对己方作战能力发挥以及指挥官的决策产生直接影响。联合作战环境情报准备,通过分析作战环境对军事行动的影响,形成对作战环境的整体认识,判断敌方意图和最有可能采取的行动方案,从而为联合部队指挥官提供信息支援。美军对作战环境的情报准备工作十分重视,其强调运用整体方法,通过构想未来武装冲突情景,对起确定和塑造作用的各种条件因素进行思考、设计,帮助联合作战环境情报准备工作人员改进对敌军事方案的判断方法,形成常态化工作制度[1]。通过对美军联合作战环境情报建设的研究与梳理,可为我军的战场环境保障建设带来一定的借鉴与启迪。

1 美军对作战环境的认识

随着作战空间扩大、作战维度增加,以及战争形态的不断变化,美军对作战环境的认识,经历了从“战场(battlefield)”到“作战空间(battlespace)”,再到“作战环境(operational environment)”的转变,对作战环境的理解也从以地理因素为主发展为影响作战实施的所有条件、环境和因素。

1.1 战场(battlefield)

战场(battlefield),通常被理解为敌对双方之间发生直接接触的区域,此认识更多偏向陆域空间,并暗示战斗仅仅在一个区域(field)中展开,维度上包括大气环境、海洋环境、陆地环境、电磁环境等。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战斗在更广阔的空间展开,对战场的理解逐渐从地形要素向影响战斗实施的所有因素进行转变。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军事及相关术语词典》中也删除了“battlefield”这一术语的专门表述。相关术语只保留了“battlefield illumination”(战场照明)、“battlefield psychological activities”(战场心理战活动)、“battlefield surveillance”(战场监视)等。

1.2 作战空间(battlespace)

1994年,《美国国防部军事及相关术语词典》第一次用“battlespace”替代“battlefield”来表述战场概念,并将“battlespace”定义为:为确保能够顺利运用战斗能力、保护部队或者完成任务而必须了解的环境、因素和条件。这些环境、因素和条件,涉及作战区域及其利益相关区域内的陆地、海上、空中、太空以及敌方和己方部队、设施、天气、地形、电磁、信息等方方面面的内容,涵盖范围极大拓展。维度上增加了生物环境、化学环境、信息环境、辐射环境和太空环境等,认识角度从以时空线为主向多维度系统性理解转变。随后,又进一步提出了作战空间感知(battlefield awareness)的概念,旨在通过熟悉作战区域的环境、因素和条件(包括友方和敌方部队、中立方和非战斗人员、天气和地形的情况等),并进行及时、全面、准确的评估,以确保战斗任务的顺利完成[2-3]

1.3 作战环境(operational environment)

随着认识的深入,2006年,美军《联合出版物JP3-0:联合作战》明确指出,用“operational environment”(作战环境)替代“battlespace”(作战空间),并首次对“作战环境”的含义进行了具体解释:作战环境包括了物理区域和因素(空域、陆域、海域和太空域)、信息环境以及与具体的联合作战相关的敌方、己方和中立方。2017年版本的《联合出版物JP3-0:联合作战》中,又对“作战环境”的基本含义和主要内容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其认为:作战环境,是由影响指挥员决策和联合能力使用的各种可变因素、情况、影响等组成,涵盖物理区域和因素(空中、地面、海上、空间领域)、信息环境(信息域、认知域),以及与具体的联合作战有关的敌方、己方、中立方的各种PMESII(政治、军事、经济、社会、信息、基础设施)系统和子系统[2-3]
图1所示,空域、陆域、海域、太空域以及相关的PMESII系统通过网络空间共享信息,使各组成部分既相互关联,又相互独立,共同构成了美军眼中的作战环境。在理解作战环境时,美军认为要用整体的观点来透视各因素及其相互关系,从而辨别出为实现行动目标所需的必要条件,避免产生可能阻碍完成任务的不利因素,从而推动夺取作战的最后胜利。
图1 美军对作战环境的整体认识
1)物理区域与因素
作战环境中最基本的物理区域,就是联合部队司令指定的作战地域,以及实施作战行动所必需的相关影响地域和关心地域[4]。这些作战区域由空域、陆域、海域和太空域等物理域联合组成。它们之间相互平等,不存在优先权。在这些领域作战时,指挥官和参谋机构重点考虑对作战和保障产生极大影响的各类因素,例如:作战区域的地形、地貌、水文、气象、海洋、电磁频谱、地(水)面以及地(水)面以下的环境条件等;向作战区域展开的距离和联合能力的使用;基地、港口和其他保障设施的位置等。
2)信息环境
信息环境是收集、处理、传播、影响信息的个体、组织和系统的集合体。信息环境不仅包括信息本身,还包括用于收集、分析、处理、应用、显示和分发信息的信息系统,以及对这信息进行利用的个体人员与组织。它由物理、信息和认知三个互相关联的维度组成。物理维度由指挥控制系统及保障设施组成,将物理平台和通信网络进行相互连接。信息维度的重点是信息内容与信息流,它决定着信息的收集、处理、存储、分发、显示和维护,以及指挥员传达意图进行指挥控制的能力。认知维度涉及人们的思维、精神领域,反映人在信息流影响下感知、处理、判断和决策的能力。认知维度极易受到个人能力、心理特征和素质的影响[4]
3)系统
2007年,美军《联合出版物JP2-0:联合情报》中首次提出了“作战环境的系统透视(systems perspective of operational environment)”的概念[5]。其认为,从系统的角度认识作战环境,可以更好地理解影响战争的各种系统或力量(政治、军事、经济、社会、信息、基础设施)之间的持续而复杂的交互关系,包括作战环境如何限制或改变作战选项、如何影响作战能力等,从而识别出其中的重要因素与关键节点,为联合作战计划的制定与实施提供重要保障。

2 美军联合作战环境情报准备的主要特点

2.1 面向指挥决策,构建标准化情报准备程序

美军在为联合部队指挥官及其参谋人员实施作战环境保障时,通过建立标准化作战环境联合情报准备程序,对有关敌情和作战环境最新的、有用的信息不间断地进行优化整合,确认、描述并比较作战环境所有相关因素的优势与劣势,帮助联合部队指挥官和参谋人员构想和分析敌方的各种能力和意图,评估敌我双方行动,从而获取对敌优势和主动权[6]。如图2所示,联合作战环境情报准备程序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
图2 美军作战环境联合情报准备程序
1)明确作战环境
本步骤主要包括明确联合部队的作战区域,分析己方任务和联合部队指挥官的意图,确立联合部队关心地域界限,判明信息情报缺口并收集需求,完成时限及详细程度等,并向联合作战环境情报准备工作提供指导和指示,确保行动有的放矢。
2)描述作战环境的影响
本步骤要对作战环境的所有相关物理和非物理方面进行分析,从地理空间角度和系统角度对作战环境的所有相关区域进行评估分析,描述作战环境对敌方、己方和中立方的军事能力与重大行动方案的影响,并形成一份综合报告,以支持己方联合行动方案的制定和评估工作。
3)评估敌方能力
本步骤通过创建敌方能力模型,综合利用所有情报来源和数据库,分析当前敌方态势、运用作战样式、战术、行动程序、装备技术水平,查明敌方主要能力与薄弱点,判断敌方的行动重心和决定点,最终确认并评估敌方的作战能力与局限性。
4)判定敌方方案
本步骤是在前三步完成对作战环境整体认识的基础上进行的,确认敌方可能的行动目标,预测研判敌方可能采取的各类行动方案,评估各类方案并排序,确认敌方最有可能采用的行动方案和对己方部队或任务构成最大危险的行动方案。

2.2 纳入情报循环,总体协同分析处理

美军认为,作战环境保障是无法独立完成的,必须融入多域、多源、多角度的综合情报体系中。如图3所示,联合作战环境情报准备工作由联合参谋部情报部主导,作为一个动态的情报处理过程,既对其他情报活动提供支援,又接收这些情报活动的反馈支持。
图3 美军联合作战环境情报准备与情报循环
1)情报计划制定与指导阶段
联合作战环境情报准备通过提供关于敌方和有关作战环境最基本的情报数据信息,帮助指挥官及参谋人员构想敌方可能的威胁,以确定情报信息需求,为作战行动各阶段内情报收集的协同以及情报资源利用奠定基础。
2)情报收集阶段
根据敌方可能实施的各种行动方案,查明各行动方案可能展开的地域、方式,并预测各类行动可能发生的时间,协助情报分析人员明确时间节点、地理区域位置和敌方行动的类型,从而细化具体的收集需求,有针对性地制定情报收集策略。
3)情报处理与利用阶段
针对现代战场各类传感器分布的广泛性和各类情报数据的海量性特点,可将获取的情报信息快速优化整合后并入现有的图表、模型与矩阵中,实时展示最新信息,确定重要信息缺口,从而实现海量数据信息处理与开发的最优化。
4)情报分析与生产阶段
联合作战环境情报准备提供运行过程中生成的情报产品,包括分析作战环境对己方和敌方行动的影响、评估敌方条令与能力、确定敌方重心和决定点、判断敌方意图和最有可能采取的行动方案,为联合部队参谋部情报处的情报判断奠定基础。
5)情报分发与融合阶段
联合作战环境情报准备的模板、矩阵、图表和其他产品被分发给联合部队的其他参谋部门、下属军种/职能部队司令部和支援司令部,以便快速有效地整合到作战行动的计划工作中。
6)情报评估与反馈阶段
为保证整个指挥体系情报处理流程的一致性,各级情报部门持续对作战环境联合情报准备流程进行评估,确保整个流程中情报收集和处理可信度达到尽可能高的标准,最大限度地满足联合部队指挥官的需求。

2.3 立足敌方视角,把握战场重心

美军认为,预判敌方的行动决策,是联合作战环境情报准备的根本目的。通过基于作战环境的整体把握,建立描述敌方通常情况下实施军事行动做出的反应,帮助联合部队指挥官了解敌方筹划、组织、指挥、决策的情况和心理优势与弱点,掌握敌方作战能力与薄弱点,以及可能导致敌方放弃或改变行动目标的关键因素,并将自己置身于敌方决策过程之中,从敌方的角度洞察其意图和最有可能采取的行动方案,以便快速反应,做出科学的决策。
1)敌方模型
美军通过建立敌方模型(model of enemy),来描述对手理论上或常规情况下可能采取的作战样式[1]。敌方模型通过图形的方式描述与特定行动方案相关的样式和配置,包括:战斗编成、正面、纵深、行动时机的选择与阶段划分、部队与支援力量的相对位置和编组、地形和天气的使用模式等,用以说明各阶段敌军编制、编成和可能配置的变化情况,以及敌军各部预期实施的行动与支援行动的类型,并在此基础上,评估敌方的高价值目标(如图4所示),为把握敌方的能力和重心奠定基础[7-8]
图4 高价值目标清单
2)事件矩阵
美军通过建立事件矩阵(occurrence matrix),来提前判断敌方将要采取的行动。如图5所示,建立合理的事件矩阵,可将敌方可能采取的行动方案中的行动类型、方式、地域、时间进行整合,通过预测敌方行动样式、行动地域和行动时间,与侦察到的敌方活动情报信息进行匹配,以最大限度预判敌方下步可能采取的相关行动。例如:如果在D-10至D-1时间段发现敌方正在改变非军事区北部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说明敌方可能会在西部发起进攻,指挥官可据此提前做出相应的决策[9]

2.4 采用图表矩阵,归纳整合战场环境信息

美军认为,联合作战战场环境瞬息万变,指挥官和参谋人员必须掌握不断更新的战场环境信息,以便更好地认知环境、适应环境和利用环境。为提升认知、理解与利用效能,美军通常根据时间阶段,将收集的作战环境信息以及分析的结论,动态地整合到图表与矩阵中,形成各类产品进行分发。
1)透明贴覆图
透明贴覆图(Overlap)是一组统一尺寸、规格、比例标准的贴覆片(如图6所示),主要用于描述作战环境中各种战场空间维度对军事行动的影响[10]。联合作战中通过贴覆图进行不同的组合,可直观地反映作战环境各要素的军事特征,如作战区域内影响军事行动的各类障碍、关键地形以及各种军事地理目标等。指挥官和参谋人员可根据部队的特点和任务性质快速组合,生成重点关注的战场空间维度信息,例如就空中突击部队来说,通常无须关心影响地表机动的障碍,只需组合任务目标位置、空中机动走廊等相关贴片即可。
2)模板
模板(Template),就是以图形的方式对特定战场环境进行的情况描述,通常可划分为敌方模板、态势模板和事件模板[10]。敌方模板通常是按比例描述敌方如何配置特定类型的军事行动,以说明敌方在相似作战环境中首选的作战样式和力量部署。态势模板是用于描述敌方根据某一个行动方案在特定时间和地点预期配置兵力的情况(如图7所示),是对敌方作战环境特点部署和调动部队情况的“定时抓拍”。事件模板主要是描述敌方采取某个行动方案时,在关心地域具体行动类型的细节、行动预期发生的时间等,从而为制定情报收集计划提供便利。
3)矩阵表格
矩阵表格(Matrix table),在无法用图形进行描述时,美军通常采用矩阵表格的方式来表现相关各方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例如,以图解方式无法描述联合进攻空中、海上和地面行动之间的复杂关系,此时,可用时间—事件矩阵来显示支援行动的顺序,以及联合进攻各阶段敌军编制、编成和可能的部署的变化情况(如图8所示)。再如,在描述未来天气情况对军事行动、武器系统和人员产生的影响时,也可使用矩阵表格进行归纳。另外,由于联合作战的复杂性,在使用各种模板来展示敌方具体行动时,通常要配以相应的矩阵进行说明,以便于指挥官更好地理解作战环境的相关情况[11]
图8 时间-事件矩阵

2.5 注重计算推演,辅助决策分析

美军认为,分析己方行动方案的最佳方法是进行模型计算和兵棋推演。联合作战环境情报准备进行计算和推演后,通过构建决策支持模板,为分析己方行动方案提供支援,以便找出决策支持模板中胜算概率最大的行动方案。
1)“点—链”分析法
美军通常采用“点—链”(node-link)分析法,对作战环境进行“系统透视”。每个系统都可描述为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网络,由节点和链接(边)构成(如图9所示)。节点代表系统内各类元素,如人员、地点、事件等,链接(边)代表各节点之间的行动或职能关系,如指挥监督关系[12]。根据具体的研究对象,通过赋予各链接(边)具体的参数,如时间、距离、流量等,对系统进行研究或优化分析。运筹学中的图论就是研究由节点和边(链接)构成的图形的数字理论和方法,因此,这种分析方法非常便于计算机处理与实现。海湾战争期间,美军将伊拉克全电网、通信网络、道路、机场及军事指挥控制网络等绘制成了相互关联的连接图,并识别其中的关键节点、重心,为火力打击提供了重要目标清单,达到了精准高效毁伤。
图9 系统的节点与链接
2)重心分析法
美军认为,对敌方重心(the center of gravity)的分析是己方行动筹划和计划制定的关键性环节,可以帮助指挥官确定对敌方具有重要影响的重心目标。敌方重心可分为关键能力、关键需求和关键薄弱点三类(如图10所示)。其中,关键能力是指对敌方具有重要价值及意义的目标;关键需求是使敌方具有某种能力或状态的先决性条件;关键薄弱点则是关键需求所包含的、敌方极力保护的某种具体的缺陷和弱点。重心分析法是一种“基于效果”的方法论,可利用所拥有的作战资源和手段对这些目标进行打击、破坏,从而达成决定性战果。二战后期,盟军轰炸德国飞机制造工业设施时,就通过类似重心分析法的策略确定德国飞机制造所关键需求的滚珠轴承厂,而后对其周围进行重点摧毁,达到了预期作战效果[12]
3)“行动—反应—针对反应的反应”兵棋推演
美军通常采用“行动—反应—针对反应的反应”(action-reaction-counteraction)的兵棋推演方式,来预判敌方潜在行动方案和制定己方行动方案。在推演过程中,正方通过描述行动方案启动推演过程,反方将视情况打断正方的描述,给出自己做出的反应。之后,正方再据此做出自己针对反方的反应[12]。每次中断都被认为是一个需要做出决策的节点或部队完成特定任务后触发的决策控制点,这个决定点可能是一条狭窄的海上航道、一座高地、一座城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一个空军基地,也可能是指挥所、重要分界线、空域、通信和情报节点。通过将指挥官判断决策的重要时间节点、重要区域的位置、已发生的重要事件和活动进行关联,不仅可预测敌方将要采取的行动方案,也可为己方确定信息需求和优先情报需求提供方向。

3 结束语

3.1 加强整体认识,拓展深度广度

随着全球化和科技的高速发展,现代战争已不是纯粹的军事力量的对抗,而是在政治、军事、经济、社会、信息等多领域共同较量的界限更模糊、作战样式更趋整合的“混合战争”。从整体的角度研究战场环境,拓展战场环境保障的深度与广度,可以帮助指挥员和参谋人员更好地认识影响战争的各种条件因素之间持续而复杂的交互关系,理解战场环境如何影响我方和敌方的作战能力,并在此基础上,识别出其中的重要因素与关键节点,为指挥决策提供重要支撑。

3.2 完善保障制度,规范职责标准

参与联合作战战场环境保障的部门和人员众多,所担负的任务也各不相同,因此制定部门职责、业务规范、技术规范、人员规范等行为准则十分必要。部门职责将每个部门和机构的权力和责任进行明确并制度化,使各部门、各机构形成有序的链接,规范人员的行为,标准化常态性事务工作,以增强战场环境保障的效率和效果,最大程度减少工作失误,提高战场环境保障产品的质量。

3.3 突出力量运用,形成数据方案

战场环境保障应以联合作战基础理论为依据,按照任务、层次、样式等区分运用的程序、内容、方法,建立和完善战场环境保障方案库和资源信息数据库。平时聚焦主要方向,聚焦提供基础和标准的战场环境数据,满足战略评估、战区任务规划和航行安全的需要;战前聚焦关键因素。结合作战任务和指挥员意图,评估现有信息与所需信息之间的差距,有针对性、有优先级地提供服务;战时聚焦具体行动,聚焦作战指挥人员所需信息,分析评估战场环境对作战行动的影响,辅助判断敌方行动重心及可能采取的行动方案[13]

3.4 运用智能技术,确保高效精准

一方面,需要在统一的基准框架下,运用机器学习算法,基于高性能、高效率的核心算法库以及海量标签数据,实现海量数据的高度融合,并注重数据处理和信息的可视化呈现,通过借助直观的视觉思维提升对作战区域战场环境的认知,如军事专题图、战场态势图、影响行动要素表等图表化产品。另一方面,需要解决不同军兵种间多维作战资源的互联互通互享的问题。运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构建智能化战场环境保障云平台,形成战场环境信息多元获取、科学存储、高效处理和快速推送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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