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旗语、音响等为主要指挥手段的海上作战指挥时期,指挥信息与指挥架构是相互合一的状态,即该时期的指挥信息只是在各级舰队统帅之间进行流通。受指挥手段能力所限,同一层级的分舰队统帅或舰长相互不联系或联系很少,指挥信息主要沿着“舰队统帅—分舰队统帅—舰长”的纵向逐级流动,形似一条条直线,因此,形成“直线”型流动状态,如图1所示。该时期海上作战以近距离肉搏、视距内火炮作战为主,作战力量比较单一,作战节奏比较慢,指挥活动相对比较简单,指挥过程中产生的信息流量比较小,易于理解和解读,只需指挥员和少量的幕僚即可应对,因此,形成了“指挥员与幕僚”的指挥主体构成方式。少数幕僚进行信息的处理加工、制定作战计划等,而舰队统帅则通常要身兼数职,亲临战场直接获取信息、亲自处理信息、分析判断情况,进而定下决策,边作战边指挥。

以舰载无线电设备为主要指挥手段的海上作战指挥时期,尽管无线电通信技术的应用提高了通信能力,但难以实现各指挥主体与一线作战部队信息的共享,导致指挥信息只能在指挥架构中的各指挥主体间以及同一指挥主体内部各部门或要素间流通,指挥信息与指挥架构仍然是互为一体的状态。指挥信息沿着纵向按指挥层级进行逐级流动,有时根据作战需要也可以越级流动;而横向由于各军兵种出现协同配合作战,使军兵种间有了相互联系,出现了横向指挥主体间的信息流动。此外,由于指挥主体中的参谋部逐渐发展成熟,成立了不同的职能部门,使信息逐渐开始在指挥主体内部的不同部门间流动,从而逐渐形成了“纵横”型的流动状态,如图2所示。该时期随着航母舰载机、潜艇、海军陆战队等新型作战力量不断投入海上作战,作战力量逐渐多元,作战空间不断拓展,各作战力量、作战空间相互联系配合不断增加导致信息流量剧增,对指挥主体的组织筹划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指挥员个人的作战指挥能力已无法匹配更快、更繁重的指挥任务,需要更多参谋人员进行信息收集、处理、转换应用等工作,以保证更加高效辅助指挥员进行指挥决策。随着参谋数量的不断增加,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现代意义上的参谋部应运而生^[1],从而形成了“指挥员与参谋部”的指挥主体构成方式,提升了作战指挥能力。1625年,法国正式成立了海军部,1649年,英国成立了海军委员会^[2],在加强海军建设的同时,也推动了海上作战参谋部的不断发展。参谋部的职能逐步健全,被授予了一定的指挥职权,为指挥员分担部分指挥职能,如信息搜集处理职能、运筹谋划职能、决策咨询职能等,使指挥员将更多的精力集中在钻研战法和把控作战重心上。

当前海上作战指挥时期,以指挥信息系统为代表的网络信息指挥手段不断发展应用,逐渐实现了各级指挥主体与末端系统或平台间的信息实时交互、纵横传递、共享共知,指挥信息逐渐脱离了指挥架构,改变了过去指挥信息只在指挥主体间进行分发、各级指挥主体获得信息不一致、下级始终处于信息“饥渴”状态等特点,指挥信息不再是指挥架构上独有的资源,而成了纵横贯通的信息环境,从而形成了“共享”型的信息流动状态,如图3所示。随着该时期多域力量不断参与海上作战,作战空间进一步拓展,指挥活动也随之不断复杂,指挥信息流动更加频繁,导致指挥信息流量海量增加,信息载量也不断增大,一条战场综合信息甚至可能反映整个战场^[3]。在海量信息环境中获取所需信息,仅仅依靠人脑进行信息获取、处理和应用无法满足海上作战指挥正确性、快速性的发展需求,需要更加强大的“机脑”来进行辅助指挥人员,因此,指挥主体构成中出现了计算机,逐步发展成了“人机结合”构成方式,从而进一步优化了指挥主体的构成。利用计算机“机脑”强大的计算能力进行信息收集整理、融合处理、辅助决策等工作,节省了大量的人力,将指挥人员从事务性工作中解放出来,专注于作战指挥决策、运用谋略艺术和控制战局发展等作战重点上,有效提升了指挥效率。

以旗语、音响等为主要指挥手段的海上作战指挥时期,海上作战力量以水面舰船为主,力量构成单一,战场范围小,指挥任务比较简单,舰队统帅通常采取旗舰领率式指挥或依靠简单视听信号、作战条令进行约定式指挥,因此,指挥信息只需在“舰队统帅-分舰队统帅-舰长”之间流动即可,流向单一,一级率一级,逐级组织实施作战任务。同时受旗语、音响等指挥手段的通联能力所限,无法保证舰队统帅与一线战船的有效联系,因此,作战中指挥信息只能沿纵向逐级流动,不能越级流动,下级只接受直接上级的命令,上级只对直接下级发号施令;而横向同一层级指挥主体之间基本上不发生联系,从而逐渐形成了指挥层次少、指挥跨度小、各指挥主体同处于平面空间的“直线逐级”型结构,如图4所示。

以舰载无线电设备为主要指挥手段的海上作战指挥时期,随着海上作战力量多元化发展,作战空间逐步拓展到了立体空间,各空间作战力量间需要进行相互交流配合,从而使指挥信息流向需求不断增加,并通过无线电技术的应用实现了在立体空间进行流动。由于该时期指挥信息与架构是合一状态,因此,在信息流向需求增加的牵引下,推动了指挥架构也随指挥信息流向逐渐拓展到了立体空间。纵向上,各空间、各军兵种成立了层级分明的作战指挥主体,指挥信息沿着纵向指挥层级进行逐级或越级流动,形似“树干”;横向上,不同空间、不同军兵种的作战力量相互之间进行了联系和配合,因此,在指挥架构中出现横向联系的指挥主体,形似“树干”长出“枝杈”,从而形成了“树状多级”型结构,如图5所示。相比于过去,该时期树状多级指挥架构的指挥层级增加、指挥跨度扩大,指挥主体在空间设置上也拓展到了立体空间。虽然无线电技术的应用增强了通联能力,各指挥主体可以实现彼此之间的沟通联系,使“树状多级”型结构逐渐紧密,但是该结构存在明显缺陷:一是纵向上指挥信息逐级流动,导致上下级指挥主体之间信息获取不同步、信息层层节流、信息损耗大,经常出现“下级等上级、支援等主体、行动等指令”的现象,使指挥过程长,指挥效率不高;二是横向上信息流向不多,主要发生在各军兵种最高指挥主体之间以及指挥主体内部的各部门之间,因此,在该时期海上作战指挥中,各军兵种指挥链路相互平行,联系不够顺畅,配合不够到位。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达达尼尔海峡作战,由于参战的英国陆军、海军作战力量相互间联系沟通需要分别上报到陆军部和海军部,导致相互协调配合不顺畅,二者基本上处于完全割裂状态,在兵力占优的情况下,无法集中优势兵力对敌实施有效打击,闲置了大量兵力。在战役结束后撤往萨洛尼卡的兵力多达50万人,并且在以后的三年之内无所作为,被德国人挖苦为他们在巴尔干“最大的战俘营”^[4]。丘吉尔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在当时如果能够把握良机而投入这些兵力,情况就会完全不同。^[5]”

当前以指挥信息系统为主要指挥手段的海上作战指挥时期,多域空间作战力量依托一体化指挥网络相互配合、相互联系简捷频繁,信息流向需求不断增加,并在指挥信息系统的支撑下,指挥信息流向开始呈现多维、分层和交叉流动^[6],形成了“共享”型的指挥信息流动状态。在信息多维流动的牵引下,指挥架构上的指挥主体成了指挥网络中的权力节点,可以分布在多域空间内,各指挥主体间可以共享同样的信息资源,有效缩短信息流程,增加信息流通路径,提高了各指挥主体的指挥控制能力,增加了指挥跨度,缩小了指挥层次,从而逐渐形成了纵横一体的“网状扁平”型结构,如图6所示。“网状扁平”型结构中的各指挥主体在网络技术的支持下不必再固定在某一位置,可以在整个战场上进行动态变换位置,根据共享的态势信息,随时接入“权力节点”进行指挥,实现了指挥主体按作战任务需要随时进行分离与结合,从而增强了指挥主体的生存能力,提高了指挥稳定性和灵活性。

以旗语、音响等为主要指挥手段的海上作战指挥时期,由于指挥信息流动主要是依靠人力方式进行,因此信息流速缓慢。该时期交战双方为了获取海战胜利,不断扩大兵力优势,使海上作战参战兵力规模越来越大,动辄成百上千艘战船和上千门火炮,如表1、表2所示。由于指挥信息流速慢,使舰队统帅在作战中很难将指挥信息及时有效地传递到每艘战舰上,难以对整个舰队实施有效指挥,因此,统帅将规模庞大的舰队进行分队、分组,对指挥权力进行逐级下放,并通过制定作战计划,明确各级统帅或舰长的指挥职责分工,保证作战中各级舰队统帅能够依照计划各司其职,从而逐渐形成了指挥架构“照计划”运行模式。“照计划”运行模式,作战计划一经制定后,各指挥主体的职责分工即被确定下来,在海上作战中很难进行调整。

以舰载无线电设备为主要指挥手段的海上作战指挥时期,由于电台、雷达、声呐等无线电指挥手段的应用,指挥信息的流动速度不断加快,可以将指挥信息快速传递至各作战力量,使各级指挥主体能够根据战场态势变化,较为及时、有效地指挥控制作战行动。尽管该时期指挥信息流速加快,但没有实现信息共享,无法保证一线作战兵力能够及时、准确、全面地领会指挥员的作战意图,因此,在该时期指挥架构运行中,强调指挥权力的集中运用,根据不同作战特点,由上级指挥主体下达作战命令来明确下级各指挥主体的指挥职责,并在作战中上级指挥主体可以随时调整下级指挥主体的职责分工,下级指挥主体在受领作战指挥命令后,指挥所属部队实施作战。依靠执行指挥命令,保证各军兵种、各作战方向的统一行动,完成作战任务,从而推动了架构“听命令”运行。“听命令”运行模式在海上作战过程中可以根据战场态势调整各指挥主体的指挥职责,改变了过去作战计划制定后就很难进行调整指挥职责分工的特点,使指挥架构运行开始“动”起来。同时,由于该运行模式中的指挥链路比较长,导致作战时效性不高,下级自主指挥权力有限,如遇战场变化需要逐级上报,由上级定下作战决策后,再逐级下达作战指挥命令,因此,该时期的海上作战中,部分指挥员为提高指挥效率,采用了任务式指挥、越级式指挥、直插式指挥等,在丰富指挥方式、提高指挥时效的同时,架构运行模式的灵敏性也随之提高。

当前,以指挥信息系统为主要指挥手段的海上作战指挥时期,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指挥架构中各指挥主体在网络平台的支持下一体联动,使指挥信息流速进一步加快,逐渐实现了信息即时流转。如美国构建的“星链”太空卫星通信系统,将满足全球天基互联网服务,网速至少为1 Gbit/s,最高可达23 Gbit/s^[7],不断提升信息即时、海量传输的能力,从而为美军实施远海联合作战指挥提供信息速率更快、载量更大、精度更高、时延更低的宽带卫星通信服务。近几场局部战争研究表明,随着指挥信息流速逐步实现即时流转,指挥控制周期环OODA也随之全程加速,如表3所示,对指挥架构运行的灵敏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在信息即时流转的促进下,海上作战指挥架构中各指挥主体可以依托共享的战场信息态势进行即时共商、互动研判,逐渐实现根据不同作战对象、作战任务以及日益复杂的作战环境等需要,及时灵活地分配任务、明确各指挥主体职责,将合适的任务分配给需要的指挥主体,从而推动指挥架构“按需要”运行,提升架构灵敏的应变能力,达成体系作战力量的最优化,进而适应OODA环不断加速的特点。如在美军击毙本·拉登的“海神之矛”作战行动中,美军充分利用其“纵横一体”的C⁴ISR系统和全球信息栅格系统,搭建了从白宫到一线突击队员的无缝指挥链,有效提高了指挥效率^[8]。在执行任务中,美军建立了国家军事指挥中心指挥控制系统、中央战区指挥控制系统、海军战术指挥系统三个系统对作战任务进行指挥控制,各级指挥机构无缝链接、密切协作,根据作战需要将更多的指挥权力下放到执行本次任务的一线海军特种作战小组——“海豹6队”,由海豹突击队员实施自主指挥,最终仅用了38分钟就顺利完成作战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