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初,美国在评估空间系统应对冲突与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的作用时发现,其在发挥不可替代作用的同时,暴露出持续快速变轨能力不足、易受攻击失效等固有脆弱性
[1]。为提升空间系统对各类突发情况的持续、快速与敏捷响应能力,“空间快速响应”概念应运而生
[2]。该概念通常通过航天快速响应发射任务,实现空间系统的紧急部署
[3],其具有响应速度快、需求匹配精准等特点
[4]。
航天快速响应发射主要依托快速响应火箭实施微小卫星的快速投送。作为一种高技术装备,快速响应火箭快速响应效能的发挥与航天快速响应发射的指挥架构息息相关
[5]。美国太空军自成立以来,持续优化其作战指挥体系,根据其2025年发布的《太空军条令1号文件》,美太空作战指挥架构为“联合作战/太空作战司令部—太空组成部队司令部—(德尔塔部队司令部)—作战中队/分队”,其中德尔塔部队司令部为按需设编指挥节点
[6]。相比之下,我国在航天快速响应发射的指挥架构设计方面尚属理论空白,但在其他领域的相关研究已取得较多成果,其中,基于熵理论的指挥架构设计与优选方法尤为突出。文献[
7]比较了串行与并行指挥架构,证实并行架构更优;文献[
8]和[
9]针对舰炮与网络空间作战的3级指挥体系,研究了2级节点对3级节点的指挥关系,证明多重指挥优于单重指挥;文献[
10]对导弹海上补给指挥的研究表明,2级指挥节点采用融合指挥模式更具优势;文献[
11]探讨了航母编队对空作战中指挥架构与时效权重的关系;文献[
12-
13]则分别运用熵理论对无人集群指挥架构和抗震救灾应急指挥体系进行了优选。上述研究充分证明了熵理论在指挥架构设计研究中的适用性。但是,现有研究多聚焦于特定情境下少数几种预设架构的对比优选,尚未系统揭示指挥架构与底层作战数量之间的内在关系。因此,面对特定数量的作战分队,如何设计最优指挥架构以高效完成发射任务,已成为一个亟须解决的关键问题。本文旨在弥补这一研究缺口,以熵理论模型为基础,系统分析3级与4级指挥架构在不同权重分配及作战分队数量下的效能变化规律,进而提出作战分队的运用方法,以期为我国航天快速响应发射的指挥架构设计与实践提供理论参考与决策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