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指挥与控制学会会刊 
任务式指挥是美军从20世纪80年代提出“空地一体战”以来,在作战领域的一项重要改革成果[1]。美军方对此高度重视,相继出版了一系列条令政策,大力推动相关系统开发和平台建设,充分发挥演习作用,牵引任务式指挥理念在各级部队和作战过程中的贯彻执行,以最大限度发挥任务式指挥的作战效能。各假想敌部队通过高频次和高强度的对抗式演习,对任务式指挥理念的贯彻和执行日趋规范,为促进美军特别是陆军各部队任务式指挥理念的广泛应用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当前,我军对任务式指挥的概念和内涵研究已趋于完善,相应的软件设计也愈加成熟,但实际运用却略显后劲不足[2],亟待大量的教育和训练活动,特别是对抗式演习来加强。因此,研究美军假想敌部队演习中任务式指挥的标准作业程序以及情报和通信保障,对加深我军对任务式指挥的理解,提高该理念的实际运用能力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1 美陆军对任务式指挥的认识
1.1 任务式指挥的概念内涵
根据美国陆军联合兵种中心条令修订版1-12,2011年战斗条令(FM3-0)修订中,将陆军术语“指挥与控制”替换为“任务式指挥”一词[3]。接着,美《陆军条令出版物ADP 6-0》和《陆军条令参考出版物ADRP 6-0:任务式指挥》为指挥、控制和任务式指挥作战职能提供了基本原则,阐述了指挥官如何在参谋人员的协助下,将“指挥的艺术”与“控制的科学”有机结合,从而有助于感知态势、制定决策、指导行动并完成任务。ADP6-0将“任务式指挥”定义为“指挥官使用任务式命令行使职权并指导部队的活动,旨在根据指挥官意图、在严守纪律的前提下激发下级的主观能动性,授权灵活应变、适应力强的下属遂行联合地面行动”[4]。这种指挥理念要求在指挥官、参谋和下级之间培养一种相互信任、共同感知的环境,形成指挥官鼓励下级审慎接受风险、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文化氛围。通过发布任务式命令,指挥官将注意力放在作战目标,而非如何遂行既定任务的具体细节,尽可能赋予前线下级指挥官最大程度的决策权和行动权,助其迅速适应不断变化的作战环境。指挥官在下放指挥权的同时,还要基于既定任务向下级分配适当资源,为达成目标创造必要条件。
1.2 任务式指挥的作战职能
任务式指挥既是一种指挥理念,也是一种作战职能[5]。任务式指挥的作战职能是用以展开并整合相关作战活动的任务与系统,这些活动能够确保指挥官在指挥的艺术与控制的科学之间取得平衡,进而实现与其他作战职能的一体化协同。任务式指挥的作战职能包括运动与机动、情报、防护、火力及后勤(见图1 )。它涵盖指挥官和参谋人员的一些作战任务以及一个任务式指挥系统,为指挥官行使职权并指导部队提供支撑。各层级指挥官都有一个任务式指挥系统,涵盖了人事管理、网络和信息系统、过程与程序,以及辅助指挥官遂行行动的设施与装备。任务式指挥作战职能的主要目的是协助指挥官将其他作战职能整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以期在具有决定性的地点和时间最大限度发挥战斗力。
1.3 任务式指挥的实施框架
正如ADP 6-0和ADRP 6-0提出了任务式指挥的基本原则[4,6],ADP5-0和ADPR5-0搭建了一个将任务式指挥纳入训练演习和作战行动的实施框架。作战过程涵盖作战中遂行的主要任务式指挥活动:计划、准备、执行以及持续评估作战行动[7-8]。作战过程的不同活动并非相互独立,而是根据作战环境需要相互重叠、反复循环(见图2 )。任何指挥方式都有其适用条件,无法做到普适和绝对正确[9]。无论作战过程如何反复,均始于计划制定阶段。初始命令完成后,指挥官会基于态势变化不断修订计划,因而计划制定阶段会持续进行。准备阶段始于计划制定反复推进的过程中,一直持续到执行阶段。执行阶段将计划付诸实施,通过作战力量来争取、维持并利用主动权,从而获得相对优势。评估阶段同样贯穿整个作战过程,并影响其他三个阶段的活动。
2 假想敌部队演习中的任务式指挥
世界各国军队都普遍采用演习,特别是对抗式演习来考察和提升作战部队的战斗力。演习中,逼真的作战环境的构设就显得尤为重要,其关键环节就是要构建一支形神兼备的假想敌部队[10]。美欧洲总部陆军司令部位于联合多国战备中心的假想敌部队以训练有素、专业化强、训练强度高等特点享负盛名,主要负责为美陆军、联合部队、北约盟军部队提供实兵对抗演习与实战化训练,以磨砺美陆军部队的核心能力,尤其是任务式指挥能力。这里每年至少有5批次不同类型的任务部队前来轮训,持续不断的轮训活动也在不断启发假想敌部队探索贯彻落实ADP 6-0和ADRP 6-0的方式方法。为了更好地研究美军任务式指挥流程和方法,充分考虑任务式指挥的特点,我们选取了该中心下辖的营级假想敌部队为切入点进行阐释。
2.1 任务式指挥标准作业程序
所有任务式指挥活动均以指挥官为起点。指挥官必须感受到其团队践行任务式指挥原则的活跃气氛,必须做到:
•了解各层级之间是否相互信任;
•清楚自己以及参谋人员是否竭尽全力鼓励下级建立共识;
•确保参谋人员制定的是任务式命令;
•乐于看到下级在纪律框架内发挥主观能动性,并对此给予理解;
•让下级了解作战过程中需审慎接受的风险;
•清晰传达指挥官意图。
美军认为,部队特别是陆军,是围绕人际关系开展工作的。指挥官必须细致观察并充分了解群体交流方式,并对其指挥的部队如何认识并制定相关作业流程了如指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人与人的互动。
按需赋权、按责履职是任务式指挥的本质要求。如果一支部队适时制定出标准作业程序和相关政策,就能为其所属官兵明确职责关系和行动要求。任务式指挥标准作业程序并非简单地复制条令,而是为下级如何采取行动、明晰权责并根据不同情况寻求支援提供指导。所有的标准作业程序都应言简意赅、求同存异,因为部队官兵都知道下步该做什么。实际上,假想敌部队的标准作业程序重点在于参谋人员应如何向指挥官建议和汇报工作,并为参谋人员厘清权责分工,以免营长扮演参谋军官的角色。
任务式指挥的实质并非单纯的分散指挥,而是一种分散与集中融为一体的指挥方式[12]。成功的指挥活动很大程度上包括制定并实施有效流程来完善标准作业程序,以团队决策取代自上而下的集中控制。
依照《野战条令FM 6-0》,假想敌营营长听取计划参谋的任务分析和可选作战方案汇报,这些汇报对于执行军事决策流程和培塑本营文化至关重要。如果时间充裕,他们会对两种作战方案分别进行作战模拟,并根据导调员的建议形成最终作战方案。方案制定完成后,计划参谋会向各连连长简要介绍作战命令[13]。无论遂行何种类型的作战任务,任务式指挥标准作业程序都能为指挥官提供基本遵循和指导,科学控制,引导指挥官通过感知、构想、描述、指挥、领导和评估等活动推进作战过程(见图3 )。
每次轮训演习期间,假想敌营至少会推演两次军事决策流程,一次是进攻作战,另一次是防御作战。这样的轮训每年都要进行5~6次,对该营营长、参谋和下级指挥官来说是难得的机会,有助于他们凝聚共识,并将这种共识转化为标准作业程序。图4 示例了一次轮训演习的大致时间表[14]。没有机会在多国作战训练中心轮训的部队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于,他们仅能在本土基地定期举行的年度训练和非实弹演习等活动中演练军事决策流程,通常只有一名参谋军官组织安排。无论训练条件面临何种限制,指挥官都有责任制定并完善标准作业程序,奉其为构建共识和团队协作的圭臬。
假想敌营每次轮训期间都会面临不确定的复杂作战环境。参训部队都是新面孔,甚至在一次轮训的不同作战阶段都会予以更换。该营经常会与新的友邻部队并肩作战,如从陆军国民警卫队、陆军后备役或多国部队抽调的一个连,还会在每次轮训中遭遇能力各异的不同对手,如“斯特赖克”机械化部队或多国部队。
下达作战命令后,假想敌营将在地形模型上实施兵种合成,帮助排级指挥官熟悉作战流程。为确保万无一失,计划参谋在此过程中可能需要对计划做出调整,抑或为明确协同问题发布碎片化命令。无论发现何种问题,假想敌营都会当场解决,并反复演练。
下一步就是实兵对抗。在战场上,个人经验和现有技术将会影响指挥官的作战方式与指挥阵位。鉴此,从营长到排长,假想敌营所有层级的指挥官都有必要了解经过实战检验的沟通策略,尽可能确保所有参演人员维持最大限度的态势感知。所有人都彼此信任,依照标准作业程序实施作业。
轮训期间,假想敌营亲历了标准作业程序的整个运行过程。轮训结束后,他们会与其他参演人员一道,根据需要对标准作业程序加以完善。行动后评估是完善标准作业程序的主要手段,而且营长必须参与其中。这项工作不仅仅是某个参谋军官的职责,而是营长领导下的集体责任。
在行动评估阶段,各层级指挥官集中讨论标准作业程序,集体决定如何使之更加有效。如果营长能够参与这一过程,下级指挥官就会潜移默化地学习他的沟通方式,从而更好地了解他的手势和习惯,进而理解他的言外之意。同时,下级指挥官也有机会强化对营长的了解,从而为培塑任务式指挥文化创造条件。
即使完善后的标准作业程序并不完美,可一旦开始运行,这些演训后的评估活动就会提升到更高层次。如此一来,假想敌营就不会满足于简单地解决问题,而是开始思考如何比别人做得更好,如何创新工作方式。这种集体反思和程序完善的过程为假想敌营提供了了解时间、地形和“阻力”的机会。这三大因素在战场上难以捉摸,对所有作战部队都会构成掣肘,但只要采取合理的任务式指挥方式,遵循有效的标准作业程序,就不会受其钳制。
2.2 任务式指挥情报保障
美军认为,信息获取与处理能力在未来作战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15]。战术任务执行过程中的情报保障为假想敌营营长提供具有针对性和预见性的相关情况评估。这种评估并非明确的判断,而是在逻辑问题处理与信息支撑下的直觉运用之间达成微妙的平衡。要将这些情报评估成果纳入任务式指挥系统,营长与情报股长之间应建立密切的工作关系。这就要求后者必须了解前者的决策过程,并得到其充分信任。
假想敌营情报股负责整理战术作战中心接收的海量信息,并将其整合为情报评估报告,供营长决策参考。这一过程并非循规蹈矩的机械流程,情报股长既要运用逻辑推理处理问题,同时还要基于海量信息运用直觉做出形势预判。下面的例子很好地说明了在这两者之间保持平衡的必要性。
侦察力量发现,敌军一座高地上只有一个步兵连的兵力防守,显然该连脱离了主力部队,暂时孤立无援。情报股长此时需要迅速判断敌军可能会将该连机动到什么位置。如果运用逻辑分析方法,就需要了解该连可用的机动时间以及到下一防御阵地的距离等变量,但情报股长必须当机立断,为营长争取时间,以便其先敌行动,夺取战术优势。经验丰富的情报股长不会罗列推理得出的所有可能结果,而是在可用信息的支撑下,运用直觉为营长快速研判出该连可能的转移地点。战场形势波谲云诡,情报人员没有时间将所有可用的数据信息均纳入情报评估流程,这样只会使情报分析陷入瘫痪,并使指挥官丧失快速有效决策的机会。
情报股是假想敌营专司研究敌情的分析部门。正如机动连会反复演练与敌意外遭遇时应如何应对,该部门也要在日常训练中演练战场情报准备、军事决策流程和战场动向跟踪等课目。这些训练活动未必经过周密组织或耗时费力,但必须具有针对性,通过模拟不确定性较强的战场情况提升情报股的快反能力。想定通常包括战术作战中心转移,主攻阶段跟踪战场动向,发现作战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后快速遂行战场情报准备活动等等。在上述训练活动中,该营情报股长重点培养全股人员的分析技能,并在计划制定过程中直接将这些技能应用于情况研判。
情报股开始制定计划时,会充分调动全股人员的逻辑分析和直觉决策能力,结合其分析结果,制定敌方最可能和最危险的作战方案。在此过程中,他必须时刻考虑情报股提供的新情况和上级的新指示,并密切跟踪情报来源。事实上,情报股长向营长汇报的任务分析结果凝聚了全体情报人员的集体智慧结晶。
在研拟敌方作战方案的同时,情报股长还会与情报搜集负责人及相关行动人员保持密切联系,从而明确优先情报需求,合理安排情报搜集力量。一旦作战股长批准了优先情报需求,情报股就得启动军事决策流程,情报股长将肩负双重职能:一是调动情报搜集力量,源源不断地提供情报信息,为情报股完善其情报研判:二是在制定己方作战方案和作战模拟期间发挥积极作用,提供有关敌军兵力配置与部署的相关信息。
在营长选定己方作战方案并启动兵种合成演练后,情报股长将充当“搅局者”和“魔鬼代言人”的角色,在演练中采取敌方多域协同的兵种合成战术,旨在帮助假想敌营在制定计划时周密考虑风险减缓措施。在这种重压的激励下,该营营长会审慎应对敌方可能采取的行动,并在全营上下凝聚共识。
计划阶段结束以后,嵌入假想敌营及其情报股的任务式指挥系统的重要性呈指数级上升(见图5 )[14]。侦察力量密切跟踪敌军动向,并将获取的情报传回,分析人员负责对这些情报进行分类整合,随后提供给情报搜集负责人、小型无人系统负责人以及战术作战中心情报小组的主管士官。在这些初步分析的基础上,中心情报小组会及时更新其通用作战态势图和战损评估报告,明确优先情报需求,与火力打击要素协调相关目标信息,通过网络将可供行动使用的情报推送给战术指挥所,并不断完善情报搜集力量的布建与使用。在协同作战过程中,假想敌营配备的嵌入式任务式指挥系统有助于其更好地完成多样化任务,并更高效地开展情报分析、分发情报成果。
在实兵对峙阶段,情报股长通过与营长进行面对面交流,可对不断变化的战场态势做出实时评估。他既要参考战术作战中心情报小组提供的情报,也要关注模拟跟踪系统获取的情报,二者均不可或缺。运用模拟系统跟踪战场态势的一个简单方法,就是在一块图钉板上同步列出战术作战中心情报小组提供的情报。
现代战场上,随着电子战干扰系统的日臻完善,大型数字化装备的生存能力受到严峻威胁,所有作战部队都应准备好在电子设备受限的作战环境中遂行任务式指挥和作战行动。美军认为认清战场威胁固然重要,但训练部队在于己不利的环境中执行任务同样必不可少[16]。无论受到何种技术或战术层面的限制,情报保障部门都有责任向指挥官提供具有针对性和预见性的相关情况评估。
2.3 任务式指挥通信保障
在地面冲突中,往往需要考虑通信技术对任务式指挥的影响。尽管通信技术弥补了人类能力的缺陷,但这绝非任务式指挥的全部。事实上,现有通信技术的广泛应用削弱了任务式指挥中人的因素,进而导致作战人员在任务式指挥活动中过分依赖通信技术[17]。本质上讲,任务式指挥的作战职能是利用人员、网络、信息系统和装备来辅助指挥官及其下属部队遂行作战任务,而不是强行要求其运用规定的技术装备。
对假想敌营而言,任务式指挥亦即各部门和部队依照预演的标准作业程序履行既定职能。在通信技术的助力下,作战人员可实现远程通信,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一定会遵照标准作业程序办事。只有在行动中严格遵守标准作业程序,才能确保情报数据得以合理地搜集和分发,并为需要之人所用。在实施任务式指挥的过程中,如果营长和通信股长能够依照标准作业程序使用通信技术,而不是将通信技术用于所有作战区域,其遂行任务的精度和效度将要高得多。
假想敌营严格按照标准作业程序实施任务式指挥,并有针对性地运用通信技术强化作战人员之间的沟通联络,而无须关注其职能任务和具体位置。下级部队都有明确的作战区域、调整线、代号和作战任务,因此想要了解其他部队所处的位置,根本无须在屏幕上费力搜寻,只靠正常的态势感知即可。正因如此,假想敌营的联合能力需求系统一直处于黑屏状态。该营使用的是一张模拟地图,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未来指挥所系统。此外,由于战术指挥所需要与分散部署的下属部队时刻保持联系,该营统一使用传输距离较远的甚高频无线电网络,而不是通信质量更高的超高频段无线电。最后,假想敌营还制定了一套通信应急预案,在通信不畅时严格执行。该营十分重视任务式指挥中人的因素,通过有针对性地精准使用通信技术来减少技术缺陷本身带来的风险。
但是,还有两个关键问题制约了假想敌营使用联合能力需求系统的能力,一是部队位置的更新速度慢,二是实时接入卫星的需求小。在高强度冲突中,部队的移动速度更快,态势更新的速度远远跟不上形势变化的速度。这就意味着指挥官利用该系统获取的并非准确信息,在此基础上做出的决策可能会出现失误。另外,部队大都在森林覆盖区或陡峭起伏的地形上进行作战,这些情况都会影响与卫星的实时连接。
3 启示
某种程度上讲,对美军假想敌部队如何实施任务式指挥进行立体剖解,有助于我们从一个别样的专业视角加深对美军指挥方式的理解,也为我军特别是陆军作战指挥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几点启示。
3.1 处理好分散与集中的关系
任务式指挥的基本内涵是统一意图下的按级指挥,上级通过明确作战意图和下放指挥权,充分发挥下级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其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战场上及时决策并果断行动[18]。假想敌部队参与轮训活动的经验表明,要有效实施任务式指挥,必须处理好分散与集中的关系。标准作业程序明确规定了所属部队的组织编制和体系架构,部队所有成员特别是指挥官应严格遵守以确保指挥活动的集中性。在此基础上,充分给予各级职权范围内决策和行动的自由,以达到有机协同。
在任务式指挥中的分散并不是盲目而随意的,而是融合在集中里的分散。用统一的意图去约束下级的决策和行动是确保集中的关键和前提。上级指挥官在充分信任下级人员的同时,可以通过经常性制定全面计划等集体活动,统一所属人员对于作战意图的认识,增进整体团队的相互理解和信任。与此同时,下级人员需要基于上级需求和意图执行作战任务,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以应对任务中的不确定性。
3.2 减少非必要的干预和事务性负担
假想敌部队之所以能够反复演练战法、完善标准作业程序,是因为其不像其他旅和营那样受到诸多因素的掣肘和干扰,也没有上级指挥部提出苛刻的信息需求,要求其使用不利于灵活机动的特定任务式指挥系统。美陆军的联合多国战备中心在有关任务式指挥的持续实践中受益匪浅,诸兵种合成机动能力不断提升,直接带动了对抗性演习难度的提升,对锤炼受训部队的指战水平益处颇多。
当前,我军部队日常管理中承担了许多繁杂事务性和文字性工作,一定程度上分散了部队集中力量搞训练的精力。对抗演习中,又部分存在指挥层级权限不清,情报信息不畅,人为干预过多,下级主观能动性无法充分发挥等问题。美陆军假想敌部队演习训练的成功经验说明,给予部队足够的自由度,免除不必要的集中制约和限制,建设分散执行、充满信任的文化氛围,并减少与战斗力提升无关的事务性工作,才能确保部队在当今日益复杂和激烈的作战环境中成功遂行作战任务。
3.3 注重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结合运用
我们必须看到,人工智能和无人技术的突飞猛进带来新潜力的同时,也给当今任务部队的指挥方式实施提出了新的要求。针对技术发展和美军下一步发展动向,我们一方面要发挥高新技术的牵引作用,大力探索人工智能和无人技术在任务式指挥中的深度应用,助推指挥系统的自动化和智能化升级,探索具有我军特色、适应时代发展的指挥方式。同时,我们应对相关人员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提升人员科学素养和操作技能,降低新技术和新系统给作战人员带来的认知负荷,以帮助他们更好地履职尽责。
4 结束语
美军的任务式指挥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已经成为一个相对成熟的作战理念,美陆军假想敌部队是任务式指挥最具先驱性的实践代表,其标准作业流程、情报保障和后勤保障等任务的实施极具典型性,颇有参考价值。当前,我军正大力推进转型建设和指挥方式研究,深入了解其运作模式,能够起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作用,可帮助我们拓展思路,有益于探索具有我军特色的指挥方式。